2010年11月1日和2日，中央电视台10套《走近科学》栏目先后播放了《盗墓案背后的真相》和《千年古墓障眼法》，节目主要从文物保护、考古挖掘等方面进行了详细报道，对《吕氏乡约》内容涉及不是很多。当时，我担任蓝田县三里镇乔村党支部书记助理（大学生“村官”）。当节目中提到“蓝田四吕”和《吕氏乡约》来自蓝田县三里镇乔村时，我不禁为之一惊，对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。 

　　随后，我便开始通过查阅网络资料、入户走访乔村吕姓群众、亲自到蔡文姬纪念馆、五里头小学、吕氏家族墓葬现场和桥村庙等历史遗迹中搜集“蓝田四吕”和《吕氏乡约》的所有相关信息，并汇总整理成文稿，用手机录制音频，从网络搜集相关图片，独立策划制作了时长1个多小时的关于《吕氏乡约》的视频。之后，我利用进村入户走访村民的时间，一边开展日常工作，一边向村民宣传“吕门四贤”和《吕氏乡约》的内容和重大现实意义，并积极引导村民大力宣传和推广“蓝田四吕”和《吕氏乡约》。当时，许多村民都知道吕氏庵，桥村庙会等，但很少有人能够详细了解“蓝田四吕”和《吕氏乡约》。在向村民宣传的同时，我也向村上提出了自己的设想和建议：教育引导全村群众积极主动学贤、尊贤、践贤、传贤，使村里的每个人都能够深刻理解乡约的内容和践行的重大意义，在每个人的言行举止中都能够感受到乡约的文化魅力，从而躬行实践，感化亲邻，联系各级文化部门深入挖掘“蓝田四吕”和《吕氏乡约》的文化溯源，高标准规划建设集学习、体验、感悟和践行于一体的蓝田乔村《吕氏乡约》文化体验基地，让游客在此能够身临其境的穿越历史，立足现实，憧憬未来。 

　　在随后的入户走访工作中，我逐渐认识了村民吕晓亮（我平时亲切地叫他“晓亮叔”），他平时在家主要养蛋鸡，自己搞养殖，妻子搞销售，一年的收入还算不错。当我向他提起宣传和弘扬推广“四吕文化”和《吕氏乡约》时，他很是激动，他说“蓝田四吕”就是他的祖先，自己就是“四吕”的后人，所以他对自己的祖先很崇敬。 

　　我们真是相识恨晚。后来，村上在《吕氏乡约》的影响下，制定了乡规民约，成立了红白理事会，还成立了乔村“四吕文化”研究会。吕晓亮也积极行动起来，参与其中，动员村民和各界人士筹资修建了“四吕碑”、成立了办公室，并通过办黑板报等形式，身体力行，影响乡人。随后的日子，他一边养鸡，一边研究“蓝田四吕”和《吕氏乡约》，并走遍四周各村，以求搜寻更多的关于“蓝田四吕”和《吕氏乡约》的历史印迹。2011年年底，我因工作调动，离开了蓝田乔村，去了咸阳长武工作。但对“蓝田四吕”和《吕氏乡约》的研究、关注一直未变。 

　　后来，我每次回到蓝田，一有空就去找吕晓亮了解“蓝田四吕”和《吕氏乡约》的宣传推广情况，得知各级各界越来越关心和支持“蓝田四吕”和《吕氏乡约》的宣传推广工作后，我甚是欣慰，激动不已。后来，镇上向我搜集“蓝田四吕”和《吕氏乡约》的相关资料，我将制作的视频和整理的文字原稿全都奉上了。 

　　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，要坚定文化自信，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，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、人文精神、道德规范，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，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。时隔六年，我因工作调动再次回到了蓝田。如今，“蓝田四吕”和《吕氏乡约》文化已经得到了广泛宣传和大力推广，影响也逐渐扩大。越来越多的仁人志士开始研究“蓝田四吕”和《吕氏乡约》，蓝田县为了弘扬本乡优秀传统文化，建设美好家园，结合时代要求和现实需要，特赓续了《吕氏乡约》，精心编印了《蓝田新乡约》普及读本，并发放到村民手中以供学习践行。前不久，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发布《陕西蓝田吕氏乡约：中国历史上最早成文乡约》，在全国范围内宣传推广陕西蓝田吕氏乡约，受到各方高度关注。各级政府部门也积极引导基层用《吕氏乡约》教化乡邻，移风易俗，实现村民自治，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真正让《吕氏乡约》重新占领乡人的精神高地，有力推动了社会主义文明建设。 

　　文化是一个国家、一个民族的灵魂。“蓝田四吕”和《吕氏乡约》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千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，根植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。历史车轮滚滚向前，时代潮流浩浩荡荡。在传承“蓝田四吕”和《吕氏乡约》文化的历史进程中，我们要一如既往地躬行实践，坚持不忘初心，继续前进，让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润泽国人，发扬光大，自信的屹立于世界先进文化之林。 

　　·“吕门四贤”· 

　　为什么“吕门四贤”那么有名？据《西安府志》记载，吕氏兄弟出身于一个世代书香的官宦之家，其先祖为汲郡（今河南汲县）人，祖父吕通曾为太常博士，去世后葬于“京兆蓝田”（今陕西省蓝田县），于是吕家就在蓝田落户。吕氏兄弟共6人，1人早夭，5人登科，其中吕大防，吕大忠，吕大钧，吕大临四兄弟皆登及第，很有名望，被后世称为“吕门四贤”，并在《宋史》中皆有传记留下。吕氏四兄弟在北宋朝廷均担任要职，不仅在政治上具有较大的影响，而且在文化、学术领域也颇有建树和贡献。他们学养深厚，学以致用，推行乡约以改善风俗，制定和实践了我国历史上最早的“村规民约”--《吕氏乡约》，同时，他们还在考古学和文物保护方面做出了很多奠基性的贡献。 

　　老大吕大忠曾官至宝文阁直学士，是西安碑林的创始人；老二吕大防曾接任司马光之职而当过宰相，主持元祐政坛八年，主持刻绘了《长安图》、《兴庆宫图》，同时还主持了杜甫草堂的重建，其《文献通考》流传至今；老三吕大钧曾师从张载，在同胞兄弟的支持和共同努力下，曾著《诚德集》30卷，其中包括《乡约》、《乡仪》，统称为“吕氏乡约”，是中国自有文字记载以来的第一个村规民约，被奉为乡约的鼻祖，对后世影响很大，它主张“德业相劝·过失相规·礼俗相交·患难相恤”，是关学道德礼教的代表作；老四吕大临是我国最早的金石学家，著有《考古图》十卷，是中国考古学的鼻祖。 

　　·《吕氏乡约》· 

　　为什么《吕氏乡约》会被后人推崇至今？《吕氏乡约》，也被称为蓝田乡约。“吕门四贤”均有大量著作行世，但最能让他们美名远扬的一件大事，就是他们于北宋神宗熙宁九年（公元1076年）所制订和实施的我国历史上最早的“村规民约”——《吕氏乡约》，被奉为乡约的鼻祖，对后世影响深远。他们在本乡蓝田实行乡约，“遂使关中风俗为之一变”。 

　　《吕氏乡约》内容涉及日常生活各方面，乡人互相帮助，互相劝善戒恶，目的是为了使风俗淳厚。为了让这些办法易于实行，并且能够持久，也建立相应的组织。推举约正主持其事，大家轮流担任值月。定期聚会，记录并赏罚善行恶行。这是民间发起的自治，由乡民自愿参。来者亦不拒，去者不追。 

　　《吕氏乡约》中明确规定乡邻应互助互爱、“患难相恤”，对贫困但守本分的乡人，“众以财济之，或为之假贷置产以岁月偿之。”乡约制度其实质是一种民间的自治制度，所谓“官为民计，不若民之自为计”，而在某种意义上，这种制度又是民间乡村之间为需要救助者的自发救助。 

　　《吕氏乡约》内容丰富，约规包含四大项：德业相劝、过失相规、礼俗相交、患难相恤。其中患难相恤则是典型的民间自发相互救助。具体包括：水火、盗贼、疾病、死丧、孤弱、诬枉和贫乏七项，乡约中人据事情缓急，由本人、近者及知情者，告主事或同约，给予救助。救助的办法则按所受灾难的不同而有具体措施。如有水火之灾的“小则遣人救之，大则亲往，多率人救之，并吊之”。遇上盗贼之祸的“居之近者同力捕之。力不能捕，则告于同约者及白于官司，尽力防捕之”。有疾病之灾的“小则遣人问之。稍甚，则亲为博访医药。贫无资者，助其养疾之费”。 

　　《吕氏乡约》可以说是蓝田“吕门四贤”实践关学“身体力行”良好作风的一个典范之作。这种《乡约》虽然是按照封建礼义的道德规范，对民众进行教育和约束，但对于扬善抑恶，移风易俗曾是一种颇为有效的组织形式，起到了良好的作用。后来，明代著名教育家冯从吾赞扬说：自从《吕氏乡约》在关中推行以后，“关中风俗为之一变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