抗日战争是中华全民族的抗战。在亡国灭种的危急关头，无数中国人民奋起抗争、同仇敌忾，汇聚起汹涌磅礴的战斗力量，那些文化大师们也挺起了民族脊梁、以不同方式投身抗战，树起了精神丰碑，用魁奇风骨铸就了不屈的民族气节和强烈的爱国情怀。

 傅斯年是近代著名的国学大师，他爱憎分明，疾恶如仇，固守民族大义，极重文人气节。在抗日战争时期，他挺身而出，走出书斋，为国家和民族利益奔走呼号，坚信中国抗日必胜，坚决抗击日本的侵略。日本侵占东北后，傅斯年立即主持编著《东北史纲》一书，证明东北三省自古就是中国领土，驳斥日本为占领东北编造的谎言。1935年，太太生了个儿子，他取名“仁轨”，乃仰慕唐代对日本打歼灭战的大将刘仁轨。 抗战胜利后，傅斯年出任北大代理校长，凡是敌伪时期在北大当教授的，一个也不聘。理由是当年抗战爆发后，学校要求能走的教授都走，发给路费，你不走可以，但在敌伪办的北京大学当教授，就是伪教授。冰炭不相容，忠奸不两立。伪职教员推举容庚到重庆找傅斯年说情，容庚一进门，傅斯年就拍桌子大骂：“你这无耻汉奸，快滚，不用见我！”第二天，重庆《新民报》刊登了此事，题目是《傅孟真拍案大骂文化汉奸，声震屋瓦》，迅速在重庆传为美谈。

 刘文典是驰名中外的学术大师，是抗战前后的北大、西南联大不同凡响的人物。他抗战时所表现出的那种浩然正气，至今仍让人们难忘。1931年“九一八事变”后，刘文典全力支持北平爱国青年学生为敦促政府出兵抗日，卧轨请愿；支持自己体质羸弱的儿子刘成章走出辅仁大学，和志士们一起在滴水成冰的严冬通宵达旦地俯卧在冰冷的铁轨上，把年轻的生命和满腔的热血抛洒在艰难的抗日路上。1937年北平沦陷后，刘文典没来得及南下，日本人多次派人请他出来教学并在日伪政府做官，还通过周作人等不断劝诱，都被他断然拒绝。为了揭露日本侵略者的阴谋和野心，他还写了很多文章、做了许多的演讲和报告，宣传民众、鼓动抗战。他的住宅两次遭日军搜查。他在躺椅上昂首吸烟，横眉冷对，毫无惧色。精通英、日、法、意语的刘文典从此就‘以发夷语为耻’，终生不讲一句日语，表现了崇高的民族气节。” 后在友人的帮助下，刘文典只身辗转来到西南联大。因日机轰炸，他被安排住在市郊官渡西庄，离校较远，但他从未缺课，他说：“我宁可被飞机炸死，也不能缺课。”

 齐白石是蜚声海内外的国画大师，他一生作画，画技超群，抗日战争时期闭门谢客，拒绝日本特务要他加入日本国籍、去日本的利诱，多次拒绝为日寇作画。日本人不断加压。最后他无奈之下提笔画下4只螃蟹，然后落款“看你横行到几时”的字样，日本人看后气得直嚷“齐白石太顽固”。他大义凛然地说：“齐璜（师傅起的名字）中国人也，不去日本。你硬要齐璜，可以把齐璜的头拿去。 ”后来他在《自述》中写道：“我见敌人的泥脚愈陷愈深，日暮途穷，就在眼前，所以拿老鼠和螃蟹来讽刺它们。有人劝我明哲保身，不必这样露骨地讽刺。我想：残年遭乱，死何足惜，拼着一条老命，还有什么可怕的呢？”表现出大师崇高的民族气节和巧妙的斗争艺术。

 李苦禅是现代美术界公认的艺术大师，但鲜为人知的是抗战时期，他还曾是中共晋察冀中央局的一名交通员，为抗日传递情报，还在日寇的监狱中扛酷刑，痛骂日本侵略者。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，北平沦陷，汉奸组织“新民会”想让李苦禅给他们撑门面，被他严词拒绝，并辞掉北华美专、北平美术学院的教学职务加入抗战情报组织。李苦禅的地下抗日行动，终引起了日本宪兵特务的怀疑，被抓到北平日本宪兵队本部。李苦禅想：“反正得死，得琢磨个死法儿：一要死得有气节，二要在死之前骂他个痛快淋漓！”审讯开始了，他毫无惧色，痛骂日本少佐上村喜赖和汉奸。被气坏了的日本宪兵用酷刑折磨他：灌凉水、压杠子、皮鞭抽，甚至往指甲里扎竹签。打晕过去，就用凉水把他激醒，接着用刑。但是，李苦禅坚强地扛住了，什么都不承认，始终破口大骂。被放出后，李苦禅就借书画巧妙地宣传抗战，并为地下党筹集经费。在《兰花图》上，他画上有土生根的兰花，表达了他坚信抗战必胜、国土必复的信念。（钟芳）